放眼中国酒饮江湖，黄酒是各类酒品里颇显温和、典雅、厚重的一种。不过，近年来亦有不小质疑声，批评黄酒只是局限在“江南一隅”的区域性小众酒水，有甚者干脆放出了“黄酒不出长三角”这般措辞较硬的论调。难道黄酒真的只是长三角部分地区居民的独特“雅好”?揆诸史记，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觉、误读。事实上黄酒的文化“格调”有多高，百年前它的“出圈”范畴就有多广。

　　“黄酒不出长三角”吗?

　　梳理近几年间有关黄酒的舆论，其中影响最盛者，莫过于一句“黄酒不出长三角”。对照历史，此言着实失真，百年前不仅长三角代表性产地的黄酒远销他乡，其他区域也有制售地方特色黄酒的久远传统。

　　百年前，浙江(绍兴)黄酒走出了本地吗，它又走向了哪些区域?1935年5月，浙江省商务管理局组织编制的《全省农工产品概况统计》强调，浙江“农产品茶叶、绍酒为全国重要特产”。此处所谓茶叶，主要指杭州龙井。可见至少在时人眼中，绍兴黄酒和杭州龙井是居处同一“段位”，在举国范围内具有较高识别度的浙江名品。查阅旧报，当时绍兴黄酒的行销空间很是广远——1936年4月，《东南日报》刊登的一则建言形象归纳了当时绍兴黄酒的广袤市场：“北达平津、大连、青岛、西安等地，南迄汕头、香港、南洋各埠，东自日本的长崎、神户起，西至汉口以西”。引文当中有多少区域不在长三角限定内，不消赘言。

　　对此，或许会有人献疑“绍酒卖到了某地，并不意味着它开拓了当地市场，如果只是一坛两坛，显然算不上成功植入”。的确，我们尚需举出绍酒在长三角以外城市的具体消费案例，来强化对“黄酒不出长三角”的反驳。那不妨借1936年北平某作家刊载于《实报》的论说来予以验证吧——文章对当时北平、天津等华北主要城市的黄酒来源描述道：“我们平常所饮的黄酒，差不多都是头一年的，由浙江运来，分批售出”。

　　那么在长三角以外的区域，黄酒是否仅有绍酒这一枝独秀?翻检史料，方知中国黄酒品类繁多，众星闪耀。绍酒虽艳盖群芳，但也并非长三角以外地区的唯一黄酒选择。我国黄酒的制售区域颇为辽阔，不同地方特色鲜明，各有千秋。

　　1940年，《晨报》上的《京市之黄酒业》一文介绍称19、20世纪之交，北京市面上有五种常见黄酒，分别是南黄酒(绍兴)、内黄酒(内府黄酒，清帝逊位后绝迹)、京黄酒(北京周边土产)、仿黄酒(其他地区模仿绍兴酒)、西黄酒(山西)。其中多款黄酒就是长三角以外地区出品。1926年《伏园游记》里也提到，早年间陕西也曾规模化参考绍酒仿制“南酒”，其中“苦南酒”更接近绍酒，而“甜南酒”则“离‘南酒’殊远，色如‘五加饭’而殊少酒味”。陕西的仿绍酒应当被视作地方特色黄酒，这恰好验证了黄酒生产在长三角之外不仅开枝散叶，更结出了“同宗不同样”的累累硕果。

　　长三角之外的黄酒消费也呈现出同样的“出圈”格局——1958年，曾从野编写的《烟酒商品知识》总结道：“黄酒是我国人民饮用最久的一种酒类……但特别流行于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各省，为广大人民所喜好，每年销售量占全国酒类销售量的第二位”。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不同区域黄酒产业各自的辉煌历史，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元的“黄酒名品”。1960年，轻工业部科学设计研究院组织编写的《黄酒酿造》爬梳了当时尚且发达的各地特色黄酒，在长三角之内的除绍酒外，还有无锡老厫黄酒、宁波黄酒、嘉兴黄酒、丹阳甜黄酒、温州乌衣红麴黄酒、金华踏饭黄酒。而在长三角之外的山东、福建，即墨黍米黄酒、福州红麴黄酒、闽北红麴黄酒也令吃酒者大饱口福。

　　其实在百年前黄酒的“兄弟较量”间，绍酒虽力压群雄，但并非唯一表现亮眼者。山东青岛的即墨黄酒(黍米黄酒)尤其实力不俗。1921年发表在《新社会报》的《即墨县之社会调查》谈到：“黄酒可算是即墨的特产，别处就有，也总不及这儿出的好”，可见在非大米酿造黄酒的擂台上，即墨黄酒是“常胜将军”。这款流淌着北方粮食“基因”的即墨黄酒也在近代开拓了庞大的东北市场——1927年，《盛京时报》新闻称两年间山东半岛出产的黄酒在东三省市面上极为畅销，甚至冲击到了日本酒的优势地位，其实力之重磅昭然可见。

　　在长三角之外的某些产区，黄酒在地方酒饮消费架构中的定位也非常高。1937年，农业经济学者郭俊瑛分析了绥远(今内蒙中南部)的情况：“黄酒，绥远俗名‘代酒’……绥人时以饮之，为本地人民好嗜品之一……绥省酒馆中营业之盛衰，亦常以其所用黄酒之优劣为标准也”。这段记载表明那时黄酒不但深受绥远人喜爱，更是该地餐饮业的一大特色。1989年编印的四川青川县《文史资料》提到，当地“近百多年来，黄酒一直在青川广大农村广泛流传。有的农民于每年夏天把黄酒投放市场，作为商品沿街叫卖。就饮者以其能‘一醉二饱三解渴’，又美味又廉价，深受欢迎”。由此可知，历史上青川的黄酒消费一方面超越了“冬令”的传统时间段，另一方面也超出了“餐酒”的一般饮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