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光临一家名叫谢村黄酒的小饭馆，在街道的北面，像那时所有的店铺一样，几扇木挡板靠在店铺外面的一侧。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黄漆写成的招牌，朴拙之中有一种苍劲，和一种历史绵延的韧性。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黄漆来写这个店名，在当时很是独特，大多数店铺都是红字或黑字的招牌。也许是因为卖黄酒的缘故。

黄酒产于县西边一个名叫谢村的古老村镇，有几千年传承的历史。

其实，当我们第一次选择饭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有历史温度的。村庄是我们这群少年的出生地，带村的店名对我们有种很自然的亲和力。店老板是什么样子的，我已记忆不清，但他脸上有一种憨厚的笑容，一直弥散在二十年前街边的小店里，就像他身上系的一件染过色的蓝布围裙。在家常小菜端上来之前，先温上一壳正宗的谢村黄酒。壳不是很大，温酒的时候加上一些生姜片，酒未温好而味道已经飘了出来，润入我们的腹内。

那时候，小酒馆亮的是那种几十瓦的灯泡，不太亮的光中带有一丝浅浅的红色，大大的木条桌，长长的木凳，屋子里的墙壁上有些油腻的痕迹，却带着一种让人想闻的香味。酒馆的气氛朦胧、滞缓而惬意，正好适合一群清贫少年和他们漫无边际的忧伤。话也是漫无边际，随意之中带着一种年少的幻想，和对未来的不可言喻的忧虑。

夜晚不知不觉地来了，一个个店铺都吱呀吱呀地关上了门。有时候，寒风在酒馆的外面吹得呼呼作响，酒馆对面那家布店的店牌就轻轻摇晃起来，似乎是一个身体很轻的人，被一种力量摇晃，发出了老人一般时断时续的呻吟。这其实是小城夜晚的另一种注解，苍老的呻吟只有夜晚的时候才显得清晰。

街上的行人渐渐稀薄起来，一两个人的说话声总是传得很远，直到最后消失在稀疏的夜色中。开着的酒馆的两扇门，在黑黑的街道上剥出了一个亮亮的、较为规则的方形缺口，有时一个站在门口的人也在亮亮的缺口里填上了一团阴影，而方框的外边完全漆黑。这种清晰的亮度对比，像是对夜晚所作的一种古老的修辞，而小城在这样的修辞中显得寂静、质朴和一丝休息前的疲惫。夜晚的灯光其实为年少的我们找到了某种对应的东西，亲切，幻想、虚无、散漫、忧虑。

温好的黄酒在倒入瓷杯的过程中，发出了一种粘稠的脆响，在那一刻，我想象到了它的质地，细长的糯米经过母亲一样温存的手指，古老的中药淡淡地散于其中，陈年的厚壁酒罐或瓷坛立于厨房的一角。

我记得母亲在每年春节将至的时候，忙碌着把蒸好的糯米装入一个大腹的罐中，然后盖好盖子，又用稻草围住。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关键是发酵的过程中温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温度高了会酸，而低了又没有甜味。母亲每日睡觉前总是小心地把烧过的热灰围在罐子的周围，待罐壁有一定的温度时才肯离去。这个过程常常会被忽略，而我却长久地留在了心中，热灰的温度等于母亲的温度？特别是母亲去世后，我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酒发酵好之后，我们兄弟几个就先喝一碗甜酒，以过心中之瘾。在那个年代，甜是一种被持久渴望化的记忆。母亲把一部分留下来过年喝，另一部分投入曲药，做成稠酒。中药很重的稠酒颜色渗黄，喝到嘴里有些苦可后味醇美，特别是来年的春天喝起来，更有一种时光归来的美好享受。

其实就是黄酒，只不过它保留了糯米的米粒，而大型的黄酒作坊就将这些糯米的渣过滤掉，中药的配料更合乎医学和味觉。发酵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普通的乡村植物在黑暗中孕育它后半生的旅程，好的黄酒常常远走他乡。

常在夜晚十一二点的时候，我们才微醉地从酒馆里出来，夜空和街道变得非常柔和，就像我们绵软的身体一样，那时候，小城的呼吸非常细微，宁静，像是被过滤掉了那些生硬的部分。

我不再感到小城的街道是狭窄的，房屋是破旧的，低矮的，伤感的，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和靠近。而在白日，从与西街和中山街相交的那条南北向的狭窄街道上走过，我会有一种逼仄、忙乱、嘈杂蹿上身的感觉。

患有多泪症的街道两边的低矮房檐，仿佛永远在薄薄的雨天中徘徊、忧郁，晴朗的冬日也仅是它一片擦不干泪水的抹布。冬天，瓦檐上的霜不肯去，地上的水不肯干，店里的人也常把洗脸的水泼在街上，走过时鞋上就有了一些泥，而房檐的瓦片好像要掉下来，却一直挂在那，滴答着一种阴郁，给人一些担忧。瓦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砸在我的头上？每当我经过时，我都会想起这样的问题。